北坡

   读一本好小说时，那些文字在脑海里会幻化出一些影像来，画面感很强，看电影似的，很有趣。两年前，曾跟一位师友闲话我对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的影像。

   大意是这样的：

   读《红》仿佛置身在山中雪夜里，七八好友围坐在乡间茅舍的火盆四周，柴扉紧闭。屋内地上、桌上随意摆放着乡人自酿的白酒、自制的酒菜。大家一边自斟自饮，一边津津有味地聆听一位长者讲他经过见过的真人真事。炉膛里的火光，映在老人的脸上。老人紫红脸膛，银白的头发胡须，目光如炬。他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，一行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听得如醉如痴，忘了寒冷、忘了困倦、忘了归程。

   屋外，大雪无声地落着，山林寂静、月色如银。

   读《金》的影像是在一家酒馆里。屋里灯火通明，桌上鸡鸭鱼肉杯盘狼藉。一群狐朋狗友浮浪子弟围在一张大圆桌旁，嘻嘻哈哈插科打诨，饶有兴味地听一个老“流氓”眉飞色舞地聊他经过见过的情人艳史。聊到得意处难免夸张、侃到话长时不免矛盾，但这群人不管不顾，听到淫秽处就开怀浪笑，声振屋瓦。引得旁人侧目。

   我很怀疑自己对《金瓶梅》的感觉是不是过于肤浅，曲解了作者兰陵笑笑生的本意，对老人家大不敬了。

   近年来，似乎《金瓶梅》大有从幕后走到台前，成为一门显学的趋势。

   我在网上看到刘晓蕾、田晓菲等人比较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的文章，着实不太理解。刘晓蕾在“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谁更伟大？”一文里写道：“田晓菲说她读完《金瓶梅》最后一页，竟觉得：《金瓶梅》实在比《红楼梦》更好。”还说：“从红迷‘叛逃’为金粉的，还有作家格非，以及高晓松。”“格非说它是一部愤激之书，也是一部悲悯之书。”“高晓松说，《金瓶梅》写的才是‘真正的生活’，而《红楼梦》就是一出经典的偶像剧，太理想，太乌托邦了。”

   “愤激、悲悯”我还没觉出来，但对高晓松的高论，只想说“啊呸！你电视剧看多了！”

   有位校注《金瓶梅》的刘本栋先生说：“他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，借着描写一个土豪恶棍的一生，来赤裸裸地、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，表现着一个荒唐堕落的社会的景象。”这种说法貌似被多少人认可了。但在我看来，《金瓶梅》的“写实”跟《清明上河图》简直太像了。“写实”确是没说的，艺术价值却未必很高。

   写实，就伟大了吗？

   实际是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《金瓶梅》。大家对社会阴暗的东西都不陌生，对人性里的丑陋也相当熟悉。《金瓶梅》里写的东西，再想想历代贪官污吏、窃国大盗以及草民们小偷小摸、坑蒙拐骗的伎俩，每人心里都心知肚明，委实一点都不稀奇。

   我举个实例吧。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（1974年前后），去到一家工厂实习车工。我的师傅当时也就四五十岁，跟我说了发生在他们工厂里的真事。一个小伙恋上了本车间的一个女工。姑娘不愿意，可小伙子死缠不放。一天，姑娘约小伙去她家，说家里没人。小伙美不颠儿地去了。家里果然只有姑娘一人。小伙没聊两句，就急不可耐地脱衣上床，欲行美事。不料，这时从大衣柜还是什么地方钻出几个人来，是姑娘的兄弟和嫂子。这几人也不说话，上前死死按住赤身裸体的小伙子。用一根很细很长的漆包线（缠绕电磁线圈的紫铜丝），把前边弯个头，然后顺着小伙子的尿道往里捅，说是一把漆包线都捅进去了。最后外边留出一小截。让小伙穿上衣服，不打不骂，拍拍肩放他走了。师傅说，小伙本想自己给倒出来，可疼痛难忍。无奈半夜去了医院。那年代，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医院就不给弄。小伙编瞎话蒙不过去，只好如实交代。于是东窗事发，弄得全厂无人不知。

   这情节，假如放到《金瓶梅》里，估计即使不增色也不会减分吧。我想说的是，《金瓶梅》描述的人和事，在社会的各个阶段、各阶层俯拾皆是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《金瓶梅》。不论你地位高低、权势大小、学问有无，只要你是成人，不傻不疯，就有。

  《金瓶梅》的了不起，我以为仅仅在于它敢于把那些肮脏龌龊、见不得光亮的丑恶，掰开揉碎地展给众人观瞧。搁现在，就如同办一次纤毫毕现的真人版各种性事展、人性丑陋展、最后再来段结束语。

   这是胆量问题、是社会允不允许、接不接受的问题，至于展览办得好坏（如脉络是否清晰、结构是否合理等）那是水平问题。其所展内容，其实尽人皆知、不足为奇。人所不知的，不过是其丑恶幅度超乎了你的底线。这么做，就“揭露”“表现”甚或“批判”了什么，那是见仁见智的事。

   我没看出《金瓶梅》哪“伟大”了。它的艺术成就、思想深度广度，（我也不懂，只是感觉）跟《红楼梦》都不在一个档次上。《红》甩《金》八条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