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坡

信，说不上是被记得太久还是被忘得太久，如今我时常想起它来，准确说是怀念起它来。

我说的信，不是一个名叫“信”的人或者物，也不是现在的手机短信、微信，而是那种用钢笔吸了蓝黑墨水写在纸上的信。

这种信，信尾必要写上“此致  敬礼”或“此致  祝好”的。信写好后通常会再看一遍，妥了，就折叠起来塞进信封、填上地址（后来才有邮编），再撕下一枚邮票，用舌头舔一下背面，“啪”地用手拍在信封上。

信写好了，便捏着走出去，投到街边那个憨憨胖胖浑身涂满“邮差绿”的邮筒里。这过程当时不觉什么，如今想起来真是一种享受。把一点心思封在信里，寄给那个人，然后散着手悠悠地往家走，要么顺路去办点儿别的事，因为信发出去了，就完成了一桩心愿，走起路来都觉得安意；再有就是等待对方回信时那份心里的惦记、小小的期盼，抑或久等不至的纳罕，“怎么还不回信呢？”，全如一个秘密存在心里，默默挂念着，没人知道。

那时候，邮筒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总是有的。邮筒是用铸铁铸的，筒壁很厚，一米多高，圆滚滚的有一抱多粗。顶部酷似香菇的头，微微隆起，四周大出一圈，像个憨态可掬的胖小子扣着顶小圆帽，给人感觉是挡雨的，可也挡不住。帽檐下有个扁长的口，投信用的。信从那里投进去，如果听见很轻的一声“啪”，那是信触到筒底的声音，证明邮筒里信很少，没声，就说明筒里的信已经不少了。那会儿，没声的时候居多。

邮差们，都穿一身“邮差绿”的工作服，戴着“邮差绿”的大壳帽。胯下一辆自行车也是“邮差绿”的，只有后轮两侧挂着的帆布邮袋，不灰不绿，一副饱经风雨的样子。他们用专用钥匙打开邮筒一侧的门，取出信装进袋里，锁上门也不说话，又骑车奔下一个邮筒了。我记得在报上看过歌颂他们的诗歌，说他们是信鸽，不言不语地飞来飞去，确实有点像。

不知什么年月，邮筒仿佛一夜间悄没声地不见了，上天了？入地了？不知道，忽地就没了踪迹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一切都像隔了一个多世纪似的久远。

我年轻时是要经常写信的。哥哥在几千里外的宁波当兵，时有信来。母亲又想他想得厉害，就盼着来信。“家书抵万金”我那时确有一点体会。信来了就急不可待地拆开来念。母亲常常放下手里的活计，坐过来听。有时我念完了，母亲还要拿过去再看一遍。她也识字，就是看得慢。然后就该我写回信了。

舅舅家在通州，偶尔也有信来。舅舅是上过私塾的，字写得非常漂亮，不论毛笔字还是钢笔字，随便一写简直可以拿出去拍卖。他的二儿子可是不行，字丑不说，有一次给我家来信，什么事记不得了，只记得信末尾写道：“祝您全家光辉灿烂！”一时引为全家笑柄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可惜没写过情书。只给一个喜欢的姑娘写过一首情诗。“莫道闲情抛弃久，年年岁末，惆怅还依旧”云云。后来发现这句诗跟唐代什么人的颇相近，遂引为窃喜。可是姑娘一直没给我回信，她没看上我。

大约是七三、七四年去上海玩，认识个上海姑娘。她父亲跟我参军的二哥是旧相识。街头巧遇了，邀我们去他家。她父母让我们在家里吃晚饭，我们说吃过了。客气一番后，她母亲就拿暖瓶给我们倒红小豆汤，甜丝丝的很好喝。我才知道小豆汤原来可以这么做，抓一把小豆，洗净撒到暖瓶里，灌上开水，盖盖儿闷半天就行了。 

回京不久，那姑娘就给我写了信来。我觉得新奇，想着上海多个朋友不是挺好的事吗？就回信给她。一次她说她父母想要我的照片，我没多想就把一张自以为很好的寄了去。就这样寄来寄去有个六七封吧。忽一日姑娘来信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她，为什么我在信里总扯上班和看书的事，一点没有那方面的意思？我那榆木脑袋到这会儿才明白，原来姑娘是想处对象。可我那会儿正一门心思恋着身边的一个女孩，哪有闲心往她那儿想啊。这事就黄了。

我的信史不浪漫，也不好玩。可我写信时攥着钢笔，翻着眼珠老想整点成语新词儿的劲头还记忆犹新。那些信倘若一直留着，拿出来翻看翻看，摸着发黄的信笺，也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。

如今有好多年不写信了。写给谁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