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坡

“远山”不是山，是我的同事、文友刘立仁的笔名。

身居京城的立仁，所以取这么个名字做笔名，盖因他年轻时，在新疆和青海甘肃交界的阿尔金山有过一段筑路的经历。

立仁是47年生人。大我8岁。早年间，我俩各自在不同的行业编报，因为在同一印刷厂定稿付印，一来二去的就熟了。2000年的时候，市政府机构改革，把我们两个行业合二为一，两家报纸也合在一起。由此我俩便在一起编报，成了同事。

我对人的相貌有种俗称“挂相”的心里暗示。即凡是长相带出其品性特征（所谓挂相）的，大多属于卓尔不群非比凡人的物种。虽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我总能在生活中得到印证。譬如立仁吧，个头不高，椭圆脸，慈眉善目的。他喜欢和人聊天，笑起来特真诚。似乎一直没学会仇恨谁，对身边某些奸诈小人，心里门儿清，也说得出来，可态度上还是显出宽厚，至多是无奈来。一看就是吃亏能忍、便宜不占、从不与人争竞、人畜无害的好人。

他不抽烟也极少饮酒，除了爱看书写作，没有其他嗜好。今年十月，一种叫“间质性肺炎”的病夺走了他的生命。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吧？才71岁，真真令人痛惋。

11月13号，立仁火化。我悲痛地想，这么个好人从此是彻底的没了，他的身体连同他的音容笑貌，一起化作了一缕青烟，一抔白骨，随风而逝，卧土长眠。感觉我的世界少了一丝暖意。

我记得他的声音，略带一点公鸭嗓，像个憨厚顽皮的大男孩。去世前半个月还在电话里跟我说：“我和别人一起合出了本书，是写我们插队生活的。现在还没拿到手，到时送你一本。”可见他对自己的死是始料未及的，书还没拿到，他竟先走了。

本以为那本书，我再也无缘见到。不呈想没几天就通过熟人辗转邮到了我家里——《风雨长歌---我们的西行漫记》。书的封皮是暗蓝色的。中间横亘一脉覆着雪的阿尔金山，山下是错落有致地行军帐篷，亮着黄色的灯光。山上是阿尔金山的夜空，满天星斗，有三个字很小的地名自左而右排在夜空里，“茫崖—延安—北京”。

书不厚，209页。是由立仁倡议，十二个人每人一篇合写而成的。卷首语里写道：“我们于1970年9月离开插队一年零八个月的延安，来到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第三工程处，开始了一段漂泊不定的特殊生活——先后辗转于青海、新疆、陕西等地，开山、铺路、架桥。所到之处人烟罕至，自然环境恶劣，生活条件艰苦，尤其是青新两省七年多的生活更为难忘。与同时期的一些青年相比，命运似乎‘慷慨’地赠予了我们一段独特的经历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正是十年浩劫最为惨烈的时期，经济凋敝。在寂寞的大山深处，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，顶风冒雪忍饥挨饿，为国家开凿一条战备公路。

我在书里看到，他们的工作不仅艰苦还十分枯燥。就是人爬到一定高度，手扶钢钎，抡铁锤在山石上打眼，然后下山背起30公斤重的炸药再爬上去填埋，爆破后用推土机推出一条并不很宽的“搓板路”。

阿尔金山海拔4000多米，胸闷气短，这样高强度的体力活，大概可以说是苦役了。天天跟雷管炸药打交道，危险自不必说，立仁的几个小伙伴都死在了山里。那里气候无常时风时雪。六月天下雪是家常便饭。龙卷风来的时候，漫天风沙，他们只能跑回帐篷蒙在被子里，不吃不喝不拉不尿，忍着呛人空气达七八个小时。平时的生活用水以及粮油蔬菜（包括书信），都靠“生活车”从很远的地方运来。一个月只来一次，而且品种单一量不足。因为蔬菜易烂，所以“生活车”刚来的几天，就天天吃一种菜，上顿下顿都是它，吃得人想吐。等菜吃没了，肉又极少，他们只能利用业余时间，进山打猎下河摸鱼。大家都不是渔猎之人，收获往往不大，挨饿便成常事。我想象他们一个月里大概总有一半时间要过这种近于“野人”的生活吧。

立仁是靠一支笔挺过那段岁月的。长达七年。

他和我说过一些那时的事。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抱怨与悔恨，仿佛在回忆很好玩的往事。包括他回到北京以后，经济的不宽裕、生活的不如意，都在他宽厚又真诚的笑语里化解成某种“有趣”，落在笔下，便是一篇篇貌不惊人却意味悠长的文章。

我此时想起那部文学名著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立仁不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，但谁能说他不是外柔内刚的人呢？

立仁兄，安息。我会常常想你的。